年 槛 槛
（安康）刘云
自小时看过电影《白毛女》，便知道过年是个槛。乡下人说，年下了，要过槛槛了，甚事都要结果了。有甚事，或逼得急了，说，到年下罢，年下再了。
我这一生，在平凡人家出生、生长，长大了，没有大志向，直想着都穷，能吃个饱肚子便好。早早的，还不大时，就在老屋里寄养着了，倒是吃了几年的饱饭。在穷人堆里混，对一年辛劳做活的农人格外地看重，因此，对杨白劳，一直心下多少年，都是同情而怜惜的。出门在外，见着个穷人，在街上乞讨，心下便酸得不行，一般若是老年的，总要在兜里翻几个零钱，轻手轻脚地放在人的面前，或脚前，或脸面前的破碗里。这些年，乞讨成了职业，常常便坏了施舍的心情，一般的，直要见着了，还是要给的。同路的人，有时就说，不能给，骗人的，你这是助长坏风气哩，是不负责任哩。人说的也对着哩。却还是忍不住要给。想，几个钱，在我们不当个啥的，在人，有时可能就救了急了；即便是骗人，不是逼急了，谁又刻意做这营生！
早年在乡下，一年上头，时时会见着沿街、沿村乞讨的。乡下人叫“讨口子”。一般人家，娃儿生多了，父母心情不好，人问，生了个甚？叹一口气，说：讨口子么！那时的讨口子，只一碗剩饭，便可打发了。我祖母一辈子行善，凡见讨口子上门了，必是要舍了一碗半碗剩饭的。有时正好遇着饭口，竟要舀了一碗热烫的，望着人吃了，再问：还添不？有时剩饭没了，也不在饭口，便去囤子里舀了半瓢包谷，或几个红苕洋芋，给人，说你莫嫌呵，你来的不方便哩，不成我给你现煮么。人千感万谢地走得远了，祖母嘴里还喃喃自责，数道出门讨口的不易。
朋友给我打赌，说，你不舍钱，你答应给他买一碗饭吃，你看他如何反应？我当然没有去试一试。我知道朋友的看法是对着哩，可我不那么去做。有甚必要？这年月，大家都富了起来，别人出来讨些发展成果，罪又大到哪里去了？管他职业的也好，是真的穷人也好，都是叫生活逼的么。不信，你去沿街讨一回试试，朋友说，那一定的，管定也有人给个一块两块的。昨日前些日，快要过年了，在西安高新区的华灯下，一个半大的孩子在人行道上弹吉它，唱流行歌，面前放一块纸板，上写：贫困学子，卖艺求学。我在他面前站了片刻，给了一百元。这娃儿，看年龄，跟我自己的儿子也差不多，可在物质面前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。娃儿唱得地道，说在上音乐学院也成。他面色平和，不讨巧，不慌悚，自个唱自个儿的，对于路人的施舍，给与不给，给个多少，似乎于已无关了。
杨白劳躲黄世仁的债，年三十了，还回不了家。喜儿在家等父亲回家过年。家下是有几斤白面的，乡亲给的，这几斤白面，是一年的喜兴，可以将就着“哄”年了。父亲也看重了这年，终于顶风冒雪地偷回到了家，竟给喜儿扯回了几尺红头绳，红头绳用来绑头发，喜儿的长长的浓密的头发，乡下健康的头发，因了一根红头绳，变得更加生动。我小时每每看喜儿跳红头绳舞，心下便塞得不行，什么话也不想说，直是塞得慌神。对于杨白劳与喜儿，年是个槛，大槛，槛内有亲情，槛外暂不去想它，一个年节，寒冷而温馨了。
早些年，老屋那块有个半瓜瓜，姓徐，人都叫瓜瓜，父母早年就双双死了，留下他一人在村里混，瓜瓜是个半语子，人多听不清，渐渐地，他便索性半语子也不说了。他一年四季直给人帮活，大集体时，也每天出工，开始还分粮食，自己却做不熟，队里就叫他到各家去吃转转饭，到季分粮，给供饭的人家补粮食。人便说，瓜瓜别说，还是有干部命的么，干部吃派饭，瓜瓜也吃派饭哩。瓜瓜做活舍得力气，人不叫他停，他便一直做下去，人说，瓜瓜，歇一气，他才笑笑地歇下来，吐一泡口水，再大口地出粗气。瓜瓜一年上头，尻子后头别个葫芦瓢，那便是他到各家去吃饭的碗了，筷子则临时在人家柴禾堆上折一对枝条，捋捋粗皮，就成了。瓜瓜有记性，一遍吃下来，并不重吃。到了人家，人舀一碗，他吃一碗，人不舀第二碗，他也不吃，收拾了瓢，自个儿走了。后来家庭承包了，各家都抢着叫瓜瓜帮活，瓜瓜还是自个备瓢、筷，蹴在人家阶沿坎上，默默地吃完了。过年节时，瓜瓜随性地一家家走，有人家招呼了，便去吃一口年饭，第二天如始，但瓜瓜不重复，头顿吃了人家的，第二顿便不路过。过年，瓜瓜唯独地不自己带瓢、筷，人家邀了他上桌上吃，瓜瓜不，依旧在人家阶沿坎上吃，吃完了，抹抹嘴，便走了。有时人高兴着哩，给瓜瓜倒了一大盅子酒了，叫他喝一口，解劳伤哩，瓜瓜怎生劝都不喝，直吃饭，大块地吃肉，直把肉骨头啃得狗都有了气了，冲他直哼哼。
在我乡下过年的记忆中，瓜瓜，给我印象极深，一个脏脏的人，百家人养着，做活，吃饭，简单而似乎又有板眼，瓜瓜命长寿，至今还活在老屋，他如今住在乡下的敬老院里，饭量仍然很好。
早年乡下人生活，把一天的大事，都是要搁在年这头的。长工短工，腊月二十四是满工。过了小年，一身清闲。欠钱的，要债的，一律地，腊月二十四了，就有天大的仇，也是要歇手歇口了。有无算计，乡下的人，都明白，一年的纠葛，欠人，被人欠的，年下都要了，否则一年算白过。我小时在老家寄住时，每每腊月二十四前，家下七七八八的账目，总要瞅个下雪天，围在堂屋的火炉前，一把算盘，拨拉得清爽了。祖父文化不识多少，算盘却拨得好，珠子在手下哗啦乱响，一时账目就报准数目了，人听了，说，对着哩。该数钱给人的，该人数钱给自个儿的，有钱的给钱，没钱的折成粮食，实在拿不出手，话要说明白，或翻过年再兑，或说准春耕时用劳力抵呀。算完账目，祖父家的饭菜也香了，满桌子满碗，一时人坐满了，祖父给大家倒满了酒，说道乏呀，道谢呀，现在喝酒不说账，说账不喝酒。一时，酒便喝得热闹，大大小小总有几个要醉了。醉一回，就一身轻了，年就能过了。
乡下人，一年上头，看似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其实心下明白，过得蛮有算计：一年的四季里，春里该做甚，夏里该做甚，秋里该作甚，冬里该做甚，分重点理得清清爽爽。该种下，便种下了；该收着，便收着了。一年上头，可欠人，但不能欠理。欠理又欠人，一般少见，这样的人，在乡下活得艰难。乡下人，一年上头，实话虚话皆可说得，可到了年下，就要过槛了，腊月是个槛，越往下走，槛越高，腊月二十四前，是小槛，过了二十四，就是个大槛，二十四留个话，正月初一好上架！若是拖到年三十，说甚都晚了，想把一年的绳结儿挽了，也迟了。 这样的人若真现了，明年，必定落下一村的话把子，这人就活泼烦了，从此话头子不硬实了，再一年，做甚都没了想头和滋味。腊月二十四前，我祖父家的大小活路都歇架了。帮工的，结清工钱返家过年去了；明年要种的地，翻了过，新茬口的泥土暴在冬凌中冻虫子、草根根；冬田，没说的，一准儿泡得严实，一早一晚，开始结凌冰了；屋后的柴禾堆子，新添了劈柴拌子，可以烧到明年秋里去；猪圈的大猪，早在刚进腊月，便宰杀了，圈里只剩下小架子猪，接着来年的槽口。新宰杀下的肉拌子，在灶火头上熏制着，已然成型为腊肉了，年后，即可挪到堂屋头起的望楼里，那里，两三排腊肉杠子，就要挂满一年吃用的腊肉，那里，透风，半空中的，老鼠也飞不上去：种庄稼，收庄稼，重活路，轻生活路，便有理由吃油性饭菜；来了贵客，要煮一吊子，做砧板肉，和着豆豉炒吃，炖了猪蹄膀子吃；加上连水涝的白米饭，起锅时用锅铲一拍，嘭嘭地空响，米粒间的热火气嘭出来，热而透香呵！这样的饭食，在乡下待客，待重活路，都是只重不轻了。
从正月开始，会过日子的乡下媳妇们，就要用个多月时间，在火炉边，灶火前，或正午明明晃晃的日头下，坐在院坝里，备下一家大小的新衣新鞋了。到了腊月还在忙新衣的，必是家大口阔的人家。刚正月，粮食晒洒得干净了，留足了口粮、籽种，牛吃的，猪吃的，也留齐了，男人们便一连几个场，背些到集上去，换成了钱钞，回来，变成了女人们叮嘱的布料、麻线，针头线脑，顶针儿，彩线，化学钮扣。早年间，乡下人到集上买布，一色地毛蓝布，是做裤子的；灯蕊绒，是做鞋面的，花花布，是做给家下年青媳妇、小姑子、小女娃娃穿用的；男人们无论大小，一色地青布，做成的衫子，对襟的、满大襟的，都耐穿。我在老屋几年，祖母每年总要认真地给我做了灯蕊绒的裤子穿，好看，到人家去吃席，很有面子，与乡下娃儿有区别。从腊月到正月，祖父家的女人们，余暇时间里，都在浆洗缝制。祖母颇有人缘，自家人口多，每年就有能干的别人家的大小媳妇，闲时间到家下来，帮着缝制。我的衣裤，是三表叔家的幺媳妇包制的，她是我表嫂，她的针脚细密，样式好看，她高兴了，就逗我说长大了要说个甚样的媳妇，我是不懂的，祖母有时也调笑说，就说个你表嫂子那样的么！表嫂那时不过二十挂零，刚从县城郊外的田家湾嫁到山里来，还没生养哩。
好多年前，我祖母在老屋那地角儿是有名的，她会接生，手脚麻利，再难的生产，到了她手上，没有不生下来的。村上稍上些年龄的人，都叫她干娘。她接生下的，一律地又叫着干娘呀，干婆呀，甚至干太呀。沾了她老人家的光，我竟在村里渐渐地辈份高起来。那时，我不过六七岁，竟也有人叫着我小爷的。到人家去吃席面，有时就坐了上席，坐在祖母的左手或右手，人家夹菜，每每就先从我开始。年景好时，村上兴吃磨盘席，先是同宗人家轮吃，直吃到正月外了，再是旁宗的人家请吃。一个正月，肉菜多，酒水多，村人大大小小都吃得红光满面。祖母没酒量，一喝脸就红，高兴了，有时竟也喝得有了醉态，看哪家的饭菜竟有一两样做得不明白，就高声嘲骂厨下的媳妇娘子，说你怎么就教不转呵，好好的东西做得稀巴烂！有时猪蹄膀子欠了火候，我抱着啃吃，竟然撕扯不动，她就骂人家男人，说你个懒猪么，就舍不得多砍些柴禾给你媳妇烧么！大家都笑。那家若是有小叔子的了，辈份相仿的，就接了口去说，干娘，你不知哩，是小叔子躲懒哩，不给嫂嫂烧火哩。乡下话，小叔子给嫂子烧火，叫起骚情，骂人着了。有时一锅子米饭焖糊气了，就笑骂说家里的老公公没及时掩灰，熄火，火太大了。这也是骂人话，是说媳妇与公公有了干系。一个正月，村里充满了酒肉气，人在路上走，狗儿相跟着，一路直撒欢；坐在席上，狗儿不讲生分，在人胯腿间钻，一时抢了骨头，颠到屋外去吃得喔儿喔儿哼叫唤。
有些年，年景不好，收好收孬，乡下都在二三月里开始饿饭。过年，是个难场事了：刚进冬月，有猪的人家早早地便宰杀了，到了正月，竟轻易不能听到猪叫。村上派公购猪，抽着的人家，要骂骂咧咧吵叫一个正月，国家补些的钱，勉强秤回些瘦筋筋肉，见人就说，日妈的，这个年过不成了！家下不会过日月的，正月没正经过哩，粮囤子就要见底了。过年的米面也手紧得很。有几家，竟端个升子到富些的人家借米面，千恩万谢地答应新麦子下场就还呀，若是借的包谷，竟答应是要还新米的。村上有几家口松的，家下的女人，有一把做一口，没个转变，祖母见了，问，过年肉有没？米面有没？去厨下揭了缸盖一瞅，米面见底了，灶头上肉也没挂一块，想必是没杀个猪的了，案板上泡着一大盆干萝卜英子，问，就吃这呀？忍不住就先骂一阵儿，再领回家里，佐些米面，临了，也叫提两块泡囊肉，告诉说，年三十怎生做着吃，可别一顿就日囊完了，好孬，还是要过个年的么！这样的女人，平日里都是在我祖母家帮些蠢活路的，比如推磨子磨面，抹包谷籽儿，擦魔芋做魔芋豆腐或打魔芋浆子拷鞋壳子，或秋里帮着收包谷，祖母常常就叹息她们，说心眼儿都好着哩，就是没个算计，一家大小的，地里收着了，就吃了饱饭了，歉着了，就饿肚子，指点着喂个猪罢，也是红毛耸耸地，年下好不容易宰杀了，却不肥硕，反倒要用了油去炒肉！人蠢啦，活着不易哩！年景不好，年却还是要过的，直是渐渐地，多少年了，再也见不到全村人吃磨盘席的景致了，年势不强，人活得没精神，一年的心劲都泄了。我离开老屋回到城里去念书时，已经隐约在懂些事了：祖母日常中叹息的时候多起来了，有些年，正月里也不置办新衣衫了。还有些年，城里不叫人过年，动荡得直出奇事，有一年，父亲便早早地把我们几兄妹送回老屋过个年，乡下还在过着年，饭菜上也有些油水，祖母搂着我们，笑笑便抹眼泪，说，可怜的娃儿！那时，我祖父母家情形也分裂起来，小姑一家、幺叔一家，从大家里分了出去单过了，一个大家只剩下大伯、大伯娘与祖父母一搭里过着。过年了，三十晚上团年，祖父家做了两大桌饭菜，分出去的，大大小小都回来团年。放过了一挂鞭炮了，在乡下的火炉光影中，高悬在屋梁下的煤油灯光下，祖父一家大小粗黑的影子映在同样烟熏的黑墙上，年夜饭的烟汽腾在屋内，在光影中摇曳，屋外，偶尔谁个讲究的人家，也放一阵鞭炮，远远地响着，并不热烈。祖父强着势叫大家喝口酒，又说，早些吃了好收拾，早些回呀，路黑哩。